达沃斯与中国

感受最深的，还是论坛上实实在在的“中国热”。论坛还没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先生就表示，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的行动，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开始的信号”。大会第一场研讨会的主题，便是中国。担任协调人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丽贝卡•麦金诺在开场白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已经不再仅限于讨论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或是如何应付银行巨大的坏账。中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快速崛起已经使中国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人们开始讨论的是：中国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承担日益增加的全球责任和施加外交影响？美国德勤会计事务所全球总裁白瑞德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一些国营企业已经认识到需要超越低成本的竞争，而将眼光转向全球舞台，转向通过品牌经营、重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等方式来创造企业的价值。白瑞德表示，只要中国不断提高公司管理的透明度和改革资本市场，10年之内，中国政府将可以实现50家中国企业跻身全球顶级公司的目标。

其实，随便进入一个研讨会现场，便会听到“中国”二字。也难怪，会议的许多议题，从全球经济前景、能源价格走向、美国的双赤字、美元贬值、甚至日本的经济复苏和欧洲企业的竞争力，直到大气变暖，什么话题都与中国有关。既然要谈中国话题，中国的与会者自然备受关注。毕竟，西方人看中国大多是隔靴搔痒，亲耳听听中国人的意见，与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便必不可少。这次前来参加论坛地位最高的中国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这也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黄菊副总理获得了在29日向大会做“特别致辞”的最高礼遇。陪同黄菊副总理来访的3位副部长级高官还参加了下午有关中国经济的专题研讨会，引来众多听众。除了官方人士，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学者、商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出席此次论坛。记者从日内瓦坐火车时，便巧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余永定。在会场内又一次巧遇，余先生一个劲地感叹太忙，说是“老外朋友”的约会太多，都记糊涂了。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当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中国有着太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所谓“无利不起早”，商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毕竟到达沃斯开个会，是要掏上一两万美元的。

据大会组织者介绍，5天的会议期间，关于中国的研讨会有六七场之多。随便举些例子：有一场叫“如何培育在中国的投资”的研讨会，与会者主要探讨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问题。中国虽然劳动力充足，但东南沿海地区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幅度却很快；在“亚洲新的跨国公司”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关注的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国对世界能源的影响”自然是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其它基础商品价格的影响。不过，与会者最关心的，仍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参加研讨时，其流利的英语让全场耳目一新。毕竟，在国际会议场合，中国高官直接用英语对话的并不多见。李若谷主要谈了宏观调控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被与会者问得最多的也是人民币问题。李若谷为中国的外汇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指出，任何国家货币的定价都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虽然中国政府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只有中国政府才最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作出最为正确的决定。李若谷的讲话合情合理。他说，目前世界经济的问题是结构失衡，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总额分别只占全球GDP的3．9％和5．6％，中国在本轮世界经济失衡调整中作用是有限的。一起参加研讨会的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不禁为人民币“喊冤”。他说，中国自1994年便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在前7年美元汇率猛升，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可中国却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那时没人去关心中国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如今美元连续3年贬值，便盯着人民币不放，是毫无道理的。罗奇还说，即便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赤字因而减少的机会也为“零”。美国经济的问题出在美国人的储蓄率太低，政府赤字又太高，人民币汇率成了“替罪羊”。叫归叫，可老外还真拿人民币没办法。金融大鳄绍罗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便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控制很严，投机资金根本没有机会迫使人民币升值。西方国家应该停止对中国的“叫喊”，因为这只能起反作用。中国政府不会在压力前让步。当然，达沃斯也不光谈钱，也谈艺术与文化。有一场研讨会便叫做“酷在亚洲”，谈中国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对家用电器和时装设计时尚的影响。与会者谈到，中国年轻一代都在追求超越其父辈的财富和生活模式及审美情趣，要突出自己的个性。不过，同样是“酷”，西方年轻人追求自由和反叛，而亚洲年轻人以名牌和时尚为“酷”。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真到了达沃斯，才能感受到美国《商业周刊》所说的：“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做一个中国人，真酷。”